稳经济的关键是什么？黄益平：呼吁更多直达财政支持 加大调控可少些顾虑

　　疫情反复、俄乌冲突等不确定因素影响，经济稳增长压力不减，接下来靠什么拉动经济增长、如何保障市场主体恢复活力成为重中之重。

　　5月23日，国常会部署稳经济的一揽子措施后，央行及银保监会、财政部等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指引。5月25日下午，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扎实推动稳经济各项政策落地见效，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大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的支持力度。

　　此前4月经济数据和金融数据显示，当前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严峻形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在维持现有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下，逆周期调控的作用将更加重要，力度还可以继续提高。

　　关于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黄益平对第一财经表示，出口高位回落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尤其基建仍然是一个重要抓手，但面临新的阶段性经济结构失衡，刺激消费也尤为迫切。要恢复企业和居民的信心，货币政策的作用正在边际减弱，财政政策在帮助困难个体渡过短期难关的作用和空间更大。

　　稳经济靠什么？

　　“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国务院于5月25日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扎实推动稳经济各项政策落地见效，把稳增长放在更突出位置，着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此前23日，国常会出台了6方面33项措施，进一步为企业减负、做好特殊群众救助的同时，多维度促消费和有效投资。

　　从4月经济数据来看，国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9%，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1.1%，主要经济指标全面下滑。同时，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至6.1%，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

　　面对出口增速高位回落，同样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和消费被寄予厚望。

　　在房地产短期尚难回暖且房住不炒总基调不变的背景下，基建投资成为关键。4月以来，各部门鼓励基建投资的政策不断，包括相关部门陆续提出“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提高公路建设融资市场化等，当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要求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再提推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从政策部署来看，投资尤其是基建还是拉动经济复苏的主要抓手，从经济数据来看这块也是相对稳定的一部分。”黄益平说。4月经济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是为数不多保持正增长的领域，但增速也有放缓趋势。

　　“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疫情明显影响了投资的落地，一个是投资者对未来前景没有信心，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可以看出，3月、4月都是低于荣枯线，所以不仅出口开始疲软，国内的需求也不足。”黄益平认为，这种情况下，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就变得更加突出。

　　此前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也指出，地方财政今年压力较大，加上疫情对时间、资金的占用，以及物流和人工短缺等问题，当下基建同样不尽如人意。疫情的反复对房地产行业雪上加霜，地方财政和基建也因此受到新的冲击。

　　消费领域的支持政策也在不断增加。继4月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之后，国常会近期出台的一揽子鼓励措施中，又推出了阶段性减征乘用车购置税600亿、遇困个人房贷消费贷年内延期还本付息等直接刺激措施，针对性更强。

　　但当下，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困难居民的“纾困”更为棘手。黄益平指出，能够受益于减税和汽车消费的企业和个人还不是最需要纾困的群体。

　　先让企业“活下来”

　　“各地在助企纾困上政策能出尽出。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用市场化办法、改革举措解难题。”上述稳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指出。

　　央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4月新增社融规模显著回落，同比由多增转为少增，其中人民币贷款成为主要拖累，社融口径下的新增贷款创下201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其中，在地产销售持续低迷背景下，居民部门中长期贷款继2月之后再次出现罕见负增长，企业部门中长期贷款由同比多增转为少增。

　　疫情以来，央行、银保监会已经多措并举鼓励金融机构让利实体、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但在货币供给端较为充足背景下，资金淤积、货币空转等现象恰恰反映了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不足。

　　“现在很多中小企业最首要的问题是活下来。”黄益平认为，在保持当前疫情防控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宏观政策的力度还要大大提高。

　　但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上，业内对货币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的分歧也日益明显。以定向降准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为例，伍戈、李斌等人用量化模型证实，结构性货币工具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不同企业的贷款需求弹性和银行的贷款管理成本。黄益平等人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因为风控能力和盈利动力不足，定向降准等结构性工具并没有使中小银行给中小企业发放更多贷款。反过来看，疫情以来，中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较高多是监管引导的效果，且国有大行贡献较多。

　　“我不完全否定结构性工具的作用，但还是建议要谨慎使用，现在经济这么困难，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认为，在过去政策引导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得到有效改善、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国有企业等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效用正在边际减弱，加上特殊时期也可以减少一些效率与公平、财政赤字等传统的顾虑。

　　消费疲软怎么办？

　　需求不足反映在居民部门是消费疲弱。尽管支持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政策不断，但疫情干扰下居民购房意愿不高，而且在基础消费领域的支出意愿也明显下降，尤其在存款利率、理财收益率下行情况下，不少存量购房者甚至掀起了一股“提前还贷潮”。

　　这也增加了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风险。黄益平在《金融的价值》一书中曾提到，因为种种原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经济高速增长和结构失衡的局面，即消费明显弱于出口和投资。如今在疫情等外部因素冲击下，这一现象又有卷土重来之势。

　　“消费为什么不行？其实是我们系统当中的老问题又开始爆发出来。”黄益平认为，疫情影响收入甚至就业、社保体系有待完善、对未来预期悲观等因素共同加剧了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投资(消费)的趋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机构让利实体经济的过程中，降低贷款利率会影响银行放贷动力，而降低负债成本也将一部分压力转移到居民身上——存款利率的下降将进一步影响居民的“口袋”。

　　在放开利率管制时机尚不成熟的阶段，无论对企业还是个人，黄益平建议采取“银行加大贷款投放+财政补贴”并行的方式，比如通过消费券等形式直接向居民“发钱”，这也是近期机构人士、业内学者期待较高的政策方向。但有机构认为，国常会33项措施的出台，可能也意味着大规模发放消费券、年内个税减税促消费的可能性下降。

　　记者注意到，此前包括成都、太原、贵州等地已经陆续宣布向居民发放消费券，国常会之后，包括深圳、浙江等地进一步部署了若干促消费、稳投资的措施，但多数仍聚焦在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领域。

　　“国常会释放的信号是很积极的，但我还是继续呼吁，能够出台一些能直接帮助最困难的企业和老百姓的直达措施。”黄益平说。

　　一揽子增量政策工具在路上

　　4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提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出台增量政策工具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资金来源问题，而疫情加大了财政收入筹集难度，收支矛盾显得更为突出。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约束增加的背景下，经济学界对特别国债这一可突破财政赤字常规限制的工具期待颇高。黄益平也认为，考虑到很多困难企业和群体的经济活动亟需支持，特别国债的确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财政手段。

　　有机构预测，今年下半年特别是第三季度或是启动发行的重要窗口，规模预计在1万亿至2万亿元。此前2020年，我国曾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在国常会部署6方面33项措施之后，央行、银保监会和财政部已经针对当前问题开始行动，在既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为市场主体纾困。

　　除此之外，6方面33项措施还包括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增加退税14000多亿元；将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餐饮等五个特困行业缓缴养老等三项社保费政策延至2022年底，并扩围至其他特困行业，预计全年缓缴3200亿元；支持发行30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等。

　　上述稳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确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上半年基本实施完成，国常会确定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5月底前都要出台实施细则。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